中产阶级保卫战
01中产阶级下半场，聪明人已离场走人！
2017-11月，琢磨先生
信用扩张货币政策宽松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赚到了钱，其实不过是水涨船高，货币的泡沫助推了你的资产泡沫。你名义上很有钱，但你实际上并没有钱。
现在开始，中产阶级进入了下半场，为什么？就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正在进入慢慢挤泡沫的阶段，M2的增幅一直控制在10%以内，根本目的是抑制信用扩张。股市进入平稳缓慢不愠不火，价值投资成为股民的信仰，随着接下来IPO速度的控制，股市有望继续稳步中徘徊。
房地产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又是限购又是限贷又是限离又是限卖，最近又开始大力推动租售同权和房产税，房地产江湖难起风云。在外汇储备方面，以美元计值的外汇储备为31092.1亿美元 ，较上月小幅增加7.03亿美元，也是自2014年5月以来的首次实现九连涨。
这意味着，在近十年享受泡沫狂欢的周期结束，这个泡沫是怎么回事可能很多人不懂。我们说中国的广义货币（M2）有160多万亿，这可不是印出来的真实的钱，央行印出来的钱是列示在资产负债表里的，专门有一个科目叫储备货币，差不多30万亿左右，那么这30多万亿的钱怎么变成160多万亿的呢？就是信用的扩张，在流通端主要是银行通过放贷反复运作的结果。
在下半场，这一切玩法都将改变。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房子这十年虽然翻了一倍，你名义上有了很高的资产价格，但因为货币政策和房地产政策的改变，已经变得有价无市。简单说，你名义上很有钱，但你实际上并没有钱。就好比你有个蛋糕，在拍卖的时候，大家不断的出价，最终你以100万买下，最后大家一哄而散，只给你留下了一个100万的蛋糕。
在这个下半场，中产阶级要做些什么呢？
一是中产阶级的下半场，要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就是，改变过去粗放的投资策略，习惯了负债，习惯了加杠杆，现在你要接受一个投资什么都赚不到钱的时代。在接下来的这波周期里，因为资金被高位锁定，不管是股市还是房市，资金就失去了流动性。钱反而变得越来越值钱了，你看看这波资产泡沫狂欢到现在，身边的人账户里哪里还有有钱的人，都是拿着各种资产。在这个周期里，不要轻易去抄底，任何的短暂亢奋都是发套给你，把钱乖乖存银行里等着下一波周期的到来，不要轻易把筹码交出去帮别人解套。
二是忘掉投资这件事，放弃一夜暴富的幻想，安心生活与工作。什么时候可以投资了呢？有一个指标，如果美国通货膨胀，美国对外输送美元的时候就差不多了。那个时候中国就会继续拿美元，而外汇进来后就需要发行更多的人民币，新一轮货币宽松就会开始。
三是把精力更多投资在孩子教育上，未来的竞争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个工种都需要非常强的专业能力。如果孩子教育出了问题，这个负债可是你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第一代企业靠开放的机会，第二代企业家靠的是把国外的借鉴到国内来，未来的企业家一定具有更国际化的眼光和更全面的素质，你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你连别人在聊什么都听不懂，而且你将很难再听说一个人没怎么读过书，忽然就成功的案例。
潮水正在退去，有人早就在岸上整理好衣装，而有人却还在安心的裸泳。这是收割机和韭菜的故事。
02中产阶级做错了什么，全世界都想卖东西给我？
2017年5月，吴羚，城市新中产消费指南
提起「中产阶级」，容易让人联想到精致而高品质的生活。然而，当「中产」成为一个标签，被越来越多的商家用来做高端产品的定位人群，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事实，还是商家营造出来的一个大型魔幻现实
你可能还挣扎在“无产阶级”阶级，商家们却已经在想尽各种办法推着你走上中产阶级的道路，各大品牌都开始讲故事、贩卖生活方式、营造高级感，让你觉得不管是月入 5000 还是年入 50 万，消费方式都该升级了，而且只需要比原来多一点支出，就能提高幸福感和生活品质。
商家们打造的中产阶级世界买买买和为知识付费成了跻身所谓中产阶级的捷径。而这年头，不标榜为中产阶级的产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抓住了消费趋势。
电商：如何优雅地剁手？
《从无印良品到网易严选和米家，如何优雅地完成“消费降级”？》一文中，将网易严选视为是消费升级大潮下反其道而行之的产品，但实际上网易严选看中的仍是中产阶级这片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着一颗中产的心但消费能力还达不到中产要求的用户。
网易家的床品和沙发虽然比无印良品的便宜，可还是比淘宝上的“XXX 原单”、“全网最低”要贵上不少，简洁的网页设计又为产品增添了几分高级感，“好的生活，没那么贵”一句话更是直击人心，让追求品质又囊中羞涩的白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打了折的中产。
中国的新中产最爱购买的物品，从“什么值得买”上略窥一二“什么值得买” CEO 那昕将这类用户定义为“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更高、更多样的消费需求，但对价格仍有一定的敏感。在“什么值得买”上，你可以看到 9.9 包邮的白菜价优惠信息，也可以看到动辄上万的电饭煲、笔记本的海淘教程，这些强调的都是一个“值”字。
或许与上述两家相比，淘宝是最没有“中产”气质的电商，在淘宝“剁手”似乎不是一种足够优雅的购物方式，但这并不代表阿里会忽视这样一群金主。淘宝神秘的“APASS”黑卡俱乐部，就是专门为服务这类高端人士而生。阿里将这群每年在淘宝上消费超过 30 万元的人定义为“互联网高消费人群”，为他们提供专属的客户经理和最好的服务，免除他们买买买时的后顾之忧。
旅游：不走寻常路
在引导人们向中产阶级进阶这件事上，旅游行业大概是最积极的，毕竟旅游被视为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之一。携程去年花了 10 亿打造了一个名为“非常旅游”的新品牌，主打高品质的旅游度假产品，目标正是中国超过一亿的中产阶级，但价格又低于市场价，让中产们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去哪儿、同程网也纷纷推出定制游产品，想要告诉你自由行和跟团游已经是过去时，私人定制才是中产阶级出行的正确打开方式。途牛干脆为其旅游产品“一路之上”拍摄了一部同名纪录片，在各大视频网站定期播出，为中产阶级们讲述各种鲜为人知的景点背后的人文故事。
为新中产们准备的“新品汉庭”。酒店行业也没闲着，为了迎合中产们的需求，昔日的快捷酒店都在忙着品牌升级，华住推出了装潢更上档次的“新品汉庭”，还与雅高抱团，拿到了更多的中高端酒店；如家的“和颐”酒店越来越多，集团表示要将重心放在高端产品上；洲际的假日酒店曾经拍了一个展现中国中产家庭的广告，鼓励中产阶级带着孩子去度假；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希尔顿，他们正打算引进针对家庭个性出游需求的“格芮”（Curio）品牌。
快时尚：进击的“轻奢主义”Zara、H&M
这类快时尚品牌或许是最早发现中产阶级市场潜力的公司，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将最新的潮流变成自家的产品，并以比大牌实惠得多的价格出售，套路与我们上文提到网易严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以性价比取胜，满足中产们对设计感的要求的同时，又不至于伤害到他们那颗对价格敏感的心。
当快时尚遇上大牌设计师，或奢侈品推出相对平价的子品牌时，就成为了所谓的“轻奢”产品，比如近几年 H&M 就通过与 Balmain 和 Alexander Wang 的合作成功打造出了多个爆款。类似的还有各种独立设计师的品牌，价格尚在可负担范围内，给你一种虽然我买不起奢侈品，但我用的东西也不赖的满足感。
不过，为什么我充个爱奇艺会员，都被要被冠以“轻奢新主义”的名号？我不就是想看个剧么？当然，相比于在网上搜寻网盘资源，直接付费看剧确实可以划入“轻奢”行列，要知道，内容付费也是迈入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在大 V 和意见领袖们“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号召下，我们一边抱怨着信息过载、放着公众号一堆未读信息，一边忙不迭地在“得到”上购买专栏、收听知乎 Live 讲座，寄希望于像吃“哆啦 A 梦”的记忆面包一样，花一顿饭的功夫就能消化一本书的内容。关于中产阶级的知识焦虑，我们在上一篇《新中产的英雄梦想：摆脱焦虑，幻觉成真》有更为详细的解读。
为什么商家都爱中产阶级？不管你愿不愿意，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过被打上“中产阶级”标签的行为，防不胜防，有时候不禁怒火中烧：谁是中产？你才是中产，你们全家都是中产！“被中产”的你，属于眼下中国新产生的一个阶层——新锐中产。比起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国的新锐中产更年轻——普遍低于 40 岁；收入不算太高——年入 5-50 万都有；追求品质——喜欢美好的事物，对音乐、绘画等艺术有所了解。
如果对照上述标准，十有八九你是中枪的。根据统计，与你同处一个阶级的人数超过 1 亿，马云甚至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等同于美国的整个人口数量，几年内还会翻倍。
对于这群人，影视文化批评家戴锦华有过很精准的概括：所谓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消费能力最强的一群，但却是拥有消费能力，而且会进行文化消费的一群。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但仍有 7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打算有更多的消费支出。在这份调查中，有 40% 的人被 BGC 定义为“具有显明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而到了 2020 年，这两部分人群的支出增长率将达 17%。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商家们都要积极争取这部分消费者了：他们数量庞大、忠诚度高，更重要的是，比其他人更愿意花钱。
不过，根据智联招聘前不久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新锐中产们的钱主要还是花在了住房和饮食两大方面，尚处于为生计奔波的阶段，与我们想象中生活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还是有差距的。图片来自：Aljazeera America那么，真正的中产阶级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对此有过描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中间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宁，交友娱乐，以及生活中的种种乐趣，都是中等人的福份。
这种生活方式，使人平静安乐，怡然自得地过完一辈子，不受劳心劳力之苦。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劳作，或为窘境所迫，以至伤身烦神；也不会因妒火攻心，或利欲薰心而狂躁不安。每天披星戴月，无暇体会 MUJI 家天竺四件套的柔软，健身卡已经吃灰的你，不妨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吧。
03《傲慢与偏见》和中产阶级教育鄙视链
2017年6月，善恩英文名著精读
作为19世纪最负盛名的爱情故事，《傲慢与偏见》几乎已经成为所有小才小貌小气质女子的爱情圣经，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是伊丽莎白，心中住着一个英俊的达西先生。这个表面玛丽苏的故事其实相当理性感人，之后会另写一篇文章详细分析，而眼下小亚老师要讲的，是爱情故事里的阶级问题。
阶级问题是英国社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既非常简单，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论处理什么事情，每个人都仿佛具有与生俱来的第六感，知道自己属于何种阶级；又非常复杂，每个人谈论到阶级时，都仿佛被戳到软肋。英国人不仅从衣食住行区分人的阶级，语言的使用和社会行为也能区分一个人的阶级。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在她那本蜚声世界的畅销书《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里提到，言行潜规则中默认，上流社会的英国人表达“抱歉，你说什么”时，会用“what”，而中产阶级上层会用“sorry”，只有最缺乏教养的人才会使用“pardon”这个词。
Pardon这个词在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上层是被深恶痛绝的，书中提到有一位母亲教育自己的孩子，pardon是一个比fuck还要坏的词。从小在书中读着“pardon”长大的我们，是不是又被颠覆了三观？
阶级是每个人的软肋。大部分人都处于阶级的中间位置，因此他们一方面取笑比自己阶级低的人，一方面又害怕被比自己高一个阶级的人看出自己的阶级的劣势，拼命向比自己高一个阶级的人靠拢。这一点在《傲慢与偏见》里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比如高傲的宾利小姐，倾心于达西先生不仅因为他英俊多金，还因为达西先生属于有地产的landed gentry，有一片美丽的彭伯里(Pemberley)庄园；而宾利小姐虽是富庶人家的女子，但是哥哥宾利年收入的大部分都来源于商业贸易收入，这种收入和贵族的地产收入相比较而言，是难登大雅之堂的。
一般来说，一个靠商业发家的富人想要洗脱暴发户的身份和贵族拥有同等地位，只能购买地产并且断绝此前一切商业联系，可见简奥斯汀时代，哪怕社会处于急剧变动中，商业在蓬勃兴起，英国社会对于贵族的认可还是相当苛刻的。这也是为什么势利的宾利小姐一方面享受着商业带给她的金钱，一方面却嘲笑伊丽莎白一家的亲戚是商人，另一方面，从未停止对真正的贵族达西的仰慕。
这让小亚老师想起了最近在朋友圈很火的一篇文章《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文章讲述一位母亲在国贸看到一个小女孩和另一个小女孩交朋友的条件是“会讲英文”，下定决心为5岁女儿选择了一学期2.5万元学费的外教英语补习班。
而为什么要跟这个小女孩交朋友？因为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海外名校留学归来，在外企驻华公司担任管理职务。早早就对孩子进行英语教育，甚至连家里请的保姆都是菲佣。”——跨越阶层，要从五岁时候交朋友开始。
文中的另一对父母，精挑细选为孩子选择了一所半年收费近六万元的美式幼儿园，但后来发现幼儿园进行营销，半年收费不到三万元，便与园方交涉，认为“降低学费就是降低生源质量”，因为“在他心底，交得起6万学费的家庭，与交3万学费的家庭根本不在一个阶层”。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比跟自己阶层低的孩子在一起玩耍。
所有涌现出来的，都是自信和安全感的缺乏。
一个自信的人从不将自信建立在对他人的鄙夷之上；一个自信的中产阶级，不会将自信建立在向下的比较之上。
一个有安全感、对未来有信心的家庭，也不会步步惊心、如履薄冰、几乎倾其所有地投资到孩子的教育中。如今所有的中产都怀抱着“一不小心就被人踩下去”的想法，一丝一毫不敢放松，督促子女学习英语技能和其他才艺，非把孩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国际化人才不可。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是害怕孩子不如人的焦虑，归根结底来源于自己不如人的焦虑，也许这也是将自己的未竟的理想投射到孩子身上的另一种形式。
如果安全感来源于比身边的人强，那么这种安全感也不会稳定，因为你会永远只局限于一个小世界，一旦跨出这个世界便会惶恐不安。有时候甚至会失去真正的好机会。
比如美国教育的鄙视链。美国衣食丰足的“贵族阶层”倾向于把孩子送到不那么有名的小众学校学习，那些学校强调liberal arts的学习，却不侧重实用技巧的传授，比如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这些小众学校在美国精英阶层心目中的排名甚至超过了藤校。
而UCLA和一些较为有名的州立大学，侧重于传授职业技能，是工薪阶层家庭的最优选择。各类学校不分优劣，择校完全要看是否合适孩子的发展方向。我们在留学咨询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家长对于好学校的标准刻板单一，对于美国的学校也缺乏了解，跟风择校，可能会错失将孩子送往最适合学校的机会。
也许我们能从《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伊丽莎白身上找到一种平静和安全感。她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相反，贫穷的她对于爱情有自己的理想和向往。伊丽莎白有多穷呢？她的父亲，年收入2000英镑，假如父亲死了， 伊丽莎白只能获得每年40英镑。达西有多富呢？众所周知达西是年收入一万英镑的高富帅，简奥斯汀时代的一万英镑，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计算，相当于2013年的近80万英镑（120万美元），而这一收入只不过是达西全部财富中提取每年4%的利息——简直是两百年前的川普，还比川普英俊且有教养。
如此大的财富差距之下，伊丽莎白拒绝了达西的第一次求婚。多少有点傲娇玛丽苏情节在内，但是也说明，她对于自己想要什么非常清楚，她并非想攀附更好的阶层，虽然说她不在意阶层是不可能的。
在那个时代，甚至所有时代，阶层都是融进英国人的骨髓中的，伊丽莎白看见达西的彭伯里庄园（Pemberley），也想过成为庄园的女主人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然而更重要的是内心。也正是因为珍视自己的内心，伊丽莎白才得到了达西的珍视。
只要差异存在，就会有鄙视链的存在。但是，只要自己不主动对号入座，谁也不能将你建构成鄙视链的一环。再进一步说，所有中产的终点，可能都只是某些人的起点，只要不在顶层，永远都会有人往下俯视你。
04普京是如何收编俄罗斯中产阶级的
2017年11月，杨鸣宇，网易号“各有态度”
中产阶级倾向于支持民主，这是现代化学派解释民主转型的一个核心假设。
具体来说，根据比较政治里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增长将促使民主转型的发生。这一机制背后的假设是，经济发展将产生一批教育程度高、从事专业性工作、并独立于资本家和劳工阶层之外的中产阶级。由于惧怕成为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寻租”下的受害者，这个群体倾向支持民主转型，因为这样的制度对自己更为有利。
最近任职南加州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Bryn Rosenfeld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提出了不同看法。Rosenfeld认为：现代化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假设中产是一群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群体，但这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不成立。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很多中产阶级其实供职于公共部门之内。
任职于公共部门的中产和在私人部门工作的中产不太可能有着相同的利益偏好，因为前者更可能是既有制度下的利益既得者，而后者才是经典研究受既有制度“压逼”的“潜在民主支持者”。
因此两批中产对于现政权的态度也应该存在明显不同。在这篇研究中，中产指代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作者。据估计大约1/2至2/3的俄罗斯中产来自公共部门。
为了验证上述的命题，Rosenfeld使用莫斯科和议会选举有关的示威活动中的3000多个样本，同时结合全国代表性的抽样数据作为分析对象。
背后的考虑显而易见：一方面示威是中产阶级常用的挑战现政权和表达民主要求的方式，示威者样本可以揭示两批中产在政治参与上的差异。而在结合全国性的代表样本后，可分析特定人口特征对示威参与可能性的影响。
分析显示，接近60%的示威者属中产，考虑到莫斯科的中产数量不过占人口的30%，如此活跃的参与度似乎和现代化理论的预期一致。但有意思的是，来自公共部门的中产示威者事和其人口比例相当(约为13%)，中产的“超额”参与者还是主要来自私人部门。
如何解释两批中产在参与度上的显著差异？这就必须提到一位公共部门中产可以享受到什么好处。
首先，和很多人对中国公务员的职业印象一样，俄罗斯公务员拥有正式的工作合同、稳定可预期的薪水、带薪假期和医疗缺勤等权利。同样的权利在私人部门的覆盖率只有30%。另外，供职于公共部门还能享受到一些“独特”的福利：比如较少机会遭遇“寻租”，同时较高机会在法律诉讼中得到“公正”的对待。
因此俄罗斯政府可以利用上述福利收买公共部门里的中产，减低他们成为体制反对者的可能，这点可以在数据里得到证实——比如，33%来自私人部门的中产的示威目的是为了推翻普京政权，抱有相同目的的公共部门中产只有26%。
与此相对的是后者里有30%因为经济要求参与示威，而同样的要求在前者中只有22%。换言之，虽然同样是中产，同样在示威，两者的诉求是矛盾的：一方要求政体的民主转型，另一方要求现政权给予其更多好处。
Rosenfeld认为：普京政权的中产收买策略很是成功。据他估计假如两批中产参与比例持平的话，示威总人数会额外增加九万人。这样的话，普京政权承受的压力将截然不同。
总括而言，Rosenfeld这项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醒学者在研究中产和民主转型时需要注意这个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中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主，“成分”因素不容小觑。
05中产父母，学区房和“学而思”你至少要买一个
水原瓜子2017-11-13
“黄昏的斜阳 映着发亮的看板
黄色的脸孔 映着苍白的眼光
你在汗水和书包 擦肩而过的样子
仿佛迫不及待想要逃离拥挤的补习街
……
在这条拥挤的补习街
在文凭统治的世界
出轨的你就像被遗弃的小孩
……”
——《补习街》郑智化，1992
请回答1992
1992年年末，因《水手》火遍两岸三地的台湾歌手郑智化推出自己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在盗版泛滥的情况下，这张专辑仍在大陆创下超高正版销量数字，不完整统计数据为280万张。该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星星点灯》成为了大部分70、80后和小部分90后的共同记忆，但同出自于这张专辑的《补习街》却没什么人记得，或许是彼时的大陆歌迷对歌词中“拥挤的补习街”的描述还无法产生共鸣。
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独生子时代的开启，课外补习班在80年代末刚刚露出萌芽，90年代初，当俞敏洪正提着浆糊筒在深夜的中关村的电线杆子上张贴托福培训小广告时，郑智化这首《补习街》所描述的、仅有350米的台湾南阳街，每年至少迎接着1万人次来补习的学生。
不过很快我们就会赶上进度。与《补习街》同年发行的电影《大撒把》所表现出的留洋潮，帮助从事零散英语培训助被辞退的北大教师俞敏洪挣到了第一桶金，一年后，他的新东方学校在一间10平米的屋子里成立。
迈入21世纪前的十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了从1700.6元到6280元的快速增长，同时，第一代独生子们经历了进入初高中、大学的几次升学节点，虽然国家层面屡次提出要施行素质教育而非应试教育，但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重点校制度”仍以各种方式变相存在，加上父母一代的人口基数太大，学生升学压力空前强大，家庭教育可支配支出的增加、收入不高的教师和需要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兼职需求综合作用下，面向基础教育的课外培训迅速发展起来。
但由于在校教师在外兼职不被允许，课外培训大都停留在上门辅导或小作坊的阶段，课外补习未成规模，而主要以“家庭教师”形式出现。那些年里，中小学门口、买教辅的书店门口都是举着“家教”牌子等活的大学生。单对单、小班就意味着价格高，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能请得起家教的大都是城市中的中高收入家庭。
2000年，一本叫做《哈佛女孩刘亦婷》的书横空出世，随后的若干年里，屡屡登上畅销榜，书中刘亦婷母亲成为了很多父母模仿的对象，虽然书中不乏让孩子捏冰块“锻炼意志力”的描述，但中国父母更加相信了，校外的教育决定着孩子的附加值。
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俞敏洪的一位北大师弟就被北京的一户军队大院家庭请了去，辅导家中六年级的孩子数学。4个月奥数思维的培养后，孩子一举考上北京四中。这位师弟辅导数学的功力一下就从大院里传了出去，更多的小学生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他的指导进入重点中学。
这年8月，他在毕业典礼上听到了已开办新东方10年的俞敏洪的演讲，随后他立刻在一间12平米的屋子里，以最擅长的奥数起家，开始复制俞敏洪的故事。
疯狂学而思
这位名叫张邦鑫的北大师弟，在那年创立的奥数网后成为“学而思”（现在又更名为好未来）的前身。受到大院补习经历的启发，他只做培优而非补差，以小班作为核心，自己研发教材，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口碑和资本。在他的启蒙者新东方上市后4年，好未来也登陆纽交所，如今市值已达171亿美元（2018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还超越了新东方的149亿美元。
一直做K-12阶段课外辅导的好未来虽然长期保持克制的扩张，但若你身边有中小学生的父母就有体会，好未来及旗下的辅导班已经牢牢占据了一线城市中小学生的课外时间。一位孩子在海淀上学的学而思家长对虎嗅表示，女儿所在的班级所有学生都在上学而思。这个孩子二年级，学而思的课程他们从一年级就开始上了。
在多个地方媒体对于好未来线下班上课情景的描画中，可以看到，每逢周末和寒暑假，好未来教学点总会拥挤不堪，从学前班到高中生，各年级的家长陪孩子进入课堂，坐在课堂最后旁听的家长记笔记甚至比学生还认真。
从今年初到年内最高点，好未来股票的涨幅超过200%，被雪球上的投资者称为“中概股里绝对的超级明星股”。在雪球关于好未来股票未来是否还会涨的讨论中，持有好未来股票的雪球创始人方三文认为，好未来依然走在增长的正确道路上。
不过，也有人认为目前好未来这种面向基础教育提供应试技巧的模式——尤其是超前教育和套路式解题是在作恶，“一年级是二年级难度”、“四年级要学初中知识”，用于解奥数题的非常规套路，只为高分而不能起到开发学生智力的作用。
这种质疑常伴好未来，但不能造成丝毫影响。每到开班时，家长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排队，线上班的报名常使服务器宕机。没报上名的家长愁容满面，报上名的马上拉着孩子准备分班考试。一边抱怨着好未来小班模式“饥饿营销”一座难求的家长们，往往一边又会为好未来辩护。一条评论简单直接：“家长考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要不要上学而思，而是要不要走高考这条路。”
市面上好未来的模式相关分析已经很多，在此不再赘述，不过上面那条评论几乎是所有看好好未来前景的人的共同依据。
其实，人们看好的并不只是好未来或者他的老大哥新东方，而是中国课外辅导教育的整条赛道，不，也并不只是中国的这条赛道。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课外补习”已经自成文化圈，它不仅有着悠久牢固的历史根基，镜像中已有肉眼可见的生命力和美好未来。
东亚式中产焦虑
将教育资质看作个人及家庭晋升主要途径的儒家传统和中产阶级，占据社会形态的纺锤体中央时所释放出的巨大“焦虑势能”，是这个产业的原始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决定了补习文化圈的发迹从都受儒家思想影响并在经济上率先腾飞的亚洲四小龙身上开始，并且一经发起，经久不衰。
文章开头时郑智化所唱到的南阳街，1985年就曾出现过在台湾地区的影视作品中，电影《国四英雄传》中，在台北市公立高中联考落榜的男主角周儒林与陈敬低头走路，轻声交谈，竟然没有勇气走完不到三百米的南阳街，1958年出生的歌手李宗盛，也因初中学习不好，在补习班度过了悲惨的一年，不过依然没考上重点高中。
而今这条街道依旧补习班林立。说台湾以便利店的密度和数量闻名，显然是没有给予补习班足够的“尊重”，截至今年1月，全台湾已有18492间补习班，是全台便利商店（约1万间）的1.8倍，与20年前比增长了12倍。
同样采用应试教育制度，但因为在国家独立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迎来了教育热，此后国家不断提出减轻负担的教育改革，例如取消小升初制度，努力推广教育广播系统（EBS），让孩子可以通过电视讲座学习，但补习产业只是将重点转移至进入高中和大学的阶段，热度不减。
2007年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在总统竞选中承诺，要实现“公共教育双倍，私人教育减半”的目标，成效寥寥。2011 年9 月，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南韩补习文化盛行的文章《老师，请放那些孩子一马吧》（“Teacher, Leave those Kids Alone”），叙述了韩国学生即使到了很晚时间仍在上补习班拼命读书的情况。
如今，在韩国，90%的小学生都参加课外补习班。当地家庭对中小学影子教育 的支出相当于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教育支出的 80%。
在公立大学系统仅可容纳约18%的当地高中毕业生的中国香港，补习产业和韩国差不多同一时间发展起来。大型补习机构往往以打造明星讲师IP揽获客源，在近80%全港中小学生家长的追捧下，一位“补习天后”、“补习天王”的承包费能达数千万元港币，有的甚至近亿元港币。
在TVB推出的一档纪实节目《没有起跑线》中，有家长表示，在香港不做两件事就可以活得很潇洒：一、不买房；二、不生孩子，但如果你生了孩子，就得“赢在子宫”。激烈的竞争导致香港孩子必须从几个月起就开始接受各类补习，否则从幼儿园起就告别了成功的人生。有个还在上学前补习班的家长粗略算了一下，供孩子上到大学至少要花700万港币。
知道在同样有着深重“怕输”国民性格的新加坡，现在有多少比例的中小学生参与补习吗？97%。需要说明的是，东亚补习文化圈绝已不仅限于早先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在印度、斯里兰卡、阿塞拜疆等国家，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都超过60%。所以抱怨中国学生升学压力大，大概东亚学生们都会从练习册里拔出张苍白的脸，微微一笑吧。
可以看见，近几十年来，不仅是中国，东亚多国课外补习业都由市场经济的开端而起，繁荣都与其社会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呈正相关。而这批中产阶级实现早先实现向上流动的路径，大多离不开教育，因此对于阶级坠落抱有深切的恐惧感的他们相信——给子女更好的教育，是稳固阶级的最可靠路径。而更好的教育，仅靠公立学校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你想择校，让孩子上海淀区的重点中学而不是划片的学校，不报学而思是考不上的，那些学校选拔考试的内容根本不是学校教的内容，那些太简单，他们考拓展内容，就是学而思的那一套。”虽然孩子只有二年级，但这位家长早已未雨绸缪，即便如此，她向虎嗅表示，自己已经算要求比较松的家长，给孩子报名网上的课程只是随堂做做题，“有的家长就在学校门口等着，一放学就把孩子送到学而思了。”
如何看待学而思所面对的“作恶”质疑？这位家长不置可否，表示：“没有选择。”对于学而思的产品和教学逻辑，她赞不绝口，让她不够满意的，反而是将“减负”挂在嘴边的公立学校。
在她眼中，学而思是无比成功的，除了教学和内容产品的护城河，小班模式需要抢座的运营模式更将家长的焦虑指数级叠加，“他们完全抓住了家长不甘落后、从众的心理。”于是，K-12教育的客户从来都不是学生，而是他们的家长。
补习教育的主要研究者香港大学教授马克·布雷（Mark Bray）对于亚洲课外补习主要研究作品叫做《影子教育：亚洲课外补习及其对政策制定者之启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是西方对于课外补习教育的称呼，意思是其与教育体系平行存在，只要应试教育存在，补习业将永远如影随形。
于中产父母而言，这个必须去追随的“影子”使他们的人生进入了一种重复，自己完成的路，再陪自己的下一代走一遍，下一代还将继续……
从学区房出发，迈向这条不断延长的“补习街”，学生和家长不断轮替，永远熙熙攘攘。
06裸辞的梁信军曾说：以后就玩中产阶级
2017年3月《 中外管理新媒体》
复星集团CEO梁信军于2017年3月28日晚11点发全体员工信，表示从今日起，因身体原因，将辞任在复星管理层和董事会工作。郭广昌也通过复星集团公众号回复，一个月前就提出，自己非常震惊，但最后达成了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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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信军内部信：
亲爱的复星同学们：
尽管万分不舍，身体原因，在这里要跟你们暂时说声再见了。从今天起，我将辞任在复星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工作。
过去25年中，与你们共度的快乐时光会成为我最难忘的记忆；与你们一起不惧困难只管前行并且达成目标的经历会成为我对自我勇气的永远骄傲。
无论天资、情商、智商、财商，我自认只是中上。92年创业，能成为今天这样成就和体量的复星一员，25年前、乃至十年前，我都是万万想不到的……。我已经十分满足了，也因此，我对复星光明的未来更有期待。
比其他人幸运的，我想，一是生逢鼓励知识分子创业的改革开放年代；二是有上海这样温润的气候土壤；最最重要的，是创业之初，就幸运遇见广昌、阿汪等创业伙伴，以及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中遇到你们所有人。
我衷心感谢复星团队始终具有的荣辱与共、共同担当的精神，这一切每每都让我倍感温暖，也给我不竭的前行力量。与你们并肩作战时，我从没想到过怕、从来不担心受伤，也从来都知道“我们的心始终是在一起的”。
我感谢你们在复星爬坡深展需要出力的时刻，允许我离队休养。我更欣慰地看到全球合伙人队伍的持续壮大：以启宇、晓亮为代表的一起摸爬滚打长大的本土小伙伴们，以及以Jorge、Henri和Franz等为代表的海外伙伴、二十多位全球合伙人已成为支撑复星未来跨代、全球成长的脊梁。
我会继续享受复星新深展带来的每一滴快乐，为复星对全球家庭的幸福贡献、为融入新技术和人工智能后新复星有机体的进化生长、为复星人才辈出的70后80后90后和全球化组织的迭代，喝彩、鼓劲。
最后还是想说：感谢广昌、感谢阿汪、感谢所有创始人、所有全球合伙人；感谢每一位复星的伙伴们。也衷心希望大家继续为人类社会、为国家、为客户、为股东、为公司和员工家庭创造价值的同时，保重好身体，快乐健康地多干些日子！
我，谢谢你们！
祝福复星，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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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信军：以后就玩中产阶级
在《中外管理》杂志社主办的“第23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复星集团创始人之一、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出席并演讲，他表示，要考虑降低自己的资金成本，光靠抱怨没有用，第一到欧洲、日本去找便宜的钱，第二彻底的改变融资的模式，从实体经济的融资模式，到资产管理的融资模式，最终认真考虑保险金的融资模式。
如果去比较，中国现在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去年网络购物的规模是1.85万亿，而美国只有1.62万亿；其他领域如网络游戏、第三方支付、基于移动端的货品基金，我们的规模都超过了美国。
以下为演讲实录：
梁信军：谢谢大家，非常高兴参加《中外管理》组织的论坛，论坛的综合性非常强，我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今年对全球来说，不太平。美国经济复苏了，很多人觉得欧洲应该复苏了，但是欧洲还在徘徊。俄罗斯又出问题了，日本最近经济又下滑了很多，中国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就是新常态，跟以往理解的中国不一样。
我觉得一个企业讲创新，讲颠覆，最重要的不是去否定自己，而是怎么样去进化。我讲一下针对这么一个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复星是怎么进化自己的模式的，复星的新常态，就是保险加投资。
我觉得作为企业的当家人，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有四个：便宜的企业资金从哪里来?便宜的投资项目从哪里来?怎么不断的优化资产和产品服务的结构?怎么吸收人才、留住人才?
如何找到便宜的钱
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在抱怨融资成本太高。那怎么解决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举一张图表，这张图表是中国、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横坐标是期限，最长是30年，纵坐标是国债的到期收益率。最上面的黄线是中国的国债到期收益率曲线，从短期到长期，年息从3.5%到4.5%左右，这是中国年化的无风险利率。
而国内的贷款利率通常要在无风险利率的基础上加一到两个点。第二根线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美国的曲线基本上比中国低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进行贷款，发债，会比在国内便宜两个点。第三根线是欧盟的，欧盟是多少呢?五年期0.5%左右，十年期是1%左右。最下面的线是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0.5%，日本比欧美还低一个百分点。
列举出这个图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欧洲跟日本至少两到四年以内，利率会非常低，因此我们可以思考下，如何利用欧洲、日本的低成本资金。
下面我们看看三种不同的融资方式的成本。
第一是产业资本的模式。这张是复星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的总资产是3133亿元人民币，我们负债率是56%，平均债务成本是5.7%，相比中国其他企业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除了利用银行贷款，还对外发行了很多债券，而债券比银行的贷款便宜，而且还有一些是以外币计价的债，这些债券的成本也比人民币的债更便宜。
那我们的股权资本成本是多少呢?复星国际在香港上市，我们的PE是10倍，一次我们的股权资本成本就是10%，所以这么算下来，我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8%左右。
第二种融资方式是基金，即资产管理。目前，复星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有340亿元人民币。我们替第三方管钱，虽然从来不承诺收益，但是很多的投资者心目中有一个期望的年化回报率，通常是在15%以上;如果我们的IRR达不到15%，那么我们可能无法发行第二期、第三期产品了。因此从投资的角度看，基金的成本非常高。
第三种方式就是保险金的模式，即所谓的巴菲特的模式。复星现在有四个保险公司，总共的保险金是1189亿元人民币，平均的年化的成本是3.2%左右，其中2.2%是保证给客户的，还有1%是我们自己的运营开支。比较这样的三个融资方式，结论非常的清晰，即资金成本最便宜的融资模式是巴菲特的保险金模式。
到目前为止，保险金占复星总资产的比重已经达到37%，并且这个比例将来还会进一步的上升。作为企业家，我们要考虑降低自己的资金成本，具体的措施可以包括：第一到欧洲、日本去找便宜的钱;第二彻底的改变融资的模式，认真比较实体经济的融资模式、资产管理的融资模式以及保险金的融资模式的差别。
中国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产业会成为全球第一
下面讲一下究竟哪些行业，中国将来会是全球第一大的市场。
我觉得国内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关联的产业都会成为全球第一。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是我们社会管理的目标。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占全球的22%，但是我们中产阶级的人数仅占全球的9%，不过6年后这个数字将达到16%，估计是全球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消费现在只占全球的6.1%，但是增长率有21.4%，6年后估计能占全球的13%，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我国城市人口消费中，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的消费占比在2012年达到31%。但是到2020年这个数字会达到81%。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相信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更多的会被消费驱动;而消费爆炸性增长的机会，主要在于中产阶级的崛起。而与中产阶级消费相关联的行业，主要包括升级消费、个人金融以及体验式消费。
首先我们来谈谈升级消费的问题。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即奢侈品消费。中国去年的奢侈品销售额仅同比增长2%，今年1到10月份这个数字也不到10%。因此很多人觉得奢侈品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奢侈品毫无疑问属于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当我们把由于公款消费而产生的奢侈品消费泡沫挤掉之后，剩下的需求应该可以达到18%以上。而对于轻奢品，单品的价格在2500到3000块钱左右的奢侈品来说，国内的市场还非常好的;比如我们投资的一家欧洲轻奢品企业，今年上半年其中国地区的销售增长就超过了20%。所以我觉得虽然当前奢侈品的销售量在下降，并且也许明年还会下降，但这恰恰是投资最佳的机会。
其次我们来看看个人金融。请大家看左下方的表格，这个表格反应的是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家庭资产配置情况。中国家庭60%的资产是房地产，20%多是金融;而美国以及日本家庭资产中的60%是金融，只有20%是房地产。我们认为最终全球的家庭消费是会趋同的，中国的家庭有强烈的动机，会快速的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增加配置地产的压力则会非常大。
因此如果咱们要去判断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孰强孰弱，我觉得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谁的个人金融业务做得好。谁有个人用户的黏性，个人用户的体验，就是将来发展最好的金融机构。
再者，我们来看看体验式消费。我还是举其中具体的产业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旅游产业，它的规模比医药行业还大，并且增长率可以达到18%。旅游里面含金量最高的是出境游和入境游。所以跟中国的出境游有关的行业也是增长非常快的黄金产业。入镜游也是相当不错的。第二个例子是影视娱乐，现在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而且增速每年保持在20%以上。所以现在也是投资影视娱乐业非常好的时机。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我觉得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来看移动互联网这个行业，中美日三个国家是非常特别的：在移动互联网行业，最重要的是用户数;中国现在有6亿多移动互联网的用户，美国有3亿，日本是2亿;这三个国家的用户非常单一化、同质化，例如他们各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物流、共同的货币和支付。
对于移动互联网领域来说，500万用户的规模跟5000万绝不是10倍的差别，5000万与5亿也不是，差别可能是40倍。所以因此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移动互联网是有巨大的优势。而欧盟就不太一样，因为欧盟市场内部语言非常多，税收也不一样，因此不具备同质性。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首先，我们的用户数是美国的两倍。其次，2013年中国的网络购物规模达到1.85万亿元，美国只有1.62万亿元，因此中国的电商规模也已经超过了美国。其实除了电子商务，在诸如网络游戏、第三方支付、基于移动端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细分行业，中国市场的规模也都已经超过了美国。
例如第三方支付，如果你要问美国人全世界最大的移动支付是谁?美国人肯定会说Paypal最强。但是Paypal如果拿到中国来排名，最多只能排第三。美国的移动支付虽然成长非常好，每年有48%的增长率;但是中国更好，中国每年增长140%。
移动互联网与PC互联网比，前者的规模可能是后者的十倍大。移动互联网可以嫁接许多传统行业。例如，移动互联网嫁接健康，于是就有了移动健康;嫁接旅游、教育，就有了移动旅游、移动教育。过去PC互联网主要是嫁接娱乐和媒体，现在移动互联网可以深入到十几个行业。投资移动互联网可以用VC、PE的方法投资。
例如你可以用PIPE方式直接投资已经盈利的、拥有巨大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的、中国概念的上市公司。你也可以用PE或绿地投资方式投资受益于移动互联网高速增长的传统行业。例如物流、仓储，快递等。复星就投资了快递，全国的骨干物流网，以及冷链物流等。还可以做O2O，当然也可以VC方式。
第四个例子是大健康。讲到大健康，大家不要老是想到制药;大健康是一个产业链，从教育培训，到研发，到生产制造，到批发零售物流，到医疗，到养老，到围绕整个大健康的金融服务。我们复星是全产业链布局的。我们在研发方面在国内是领先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也都是领先的。
来源：中外管理新媒体
07中产阶级“财富保卫战”，你在行动吗？
2017年8月《澳洲财经见闻》
2016年对中国拥有两套以上住宅的城市中产家庭来说，几乎是个“发财年”。随着城市房价不断飙高，许多拥有多套住宅的城市中产家庭以不动产为主的财富迅速膨胀，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中产家庭纷纷开始了自己的“财富保卫战”。
中产要保住家庭财富，他们向境外转移财富，导致大量资产外流、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而政府则想方设法阻止资产外移的滚滚洪流。
去年以来，许多中产家庭都想把财富转移到境外，而政府则要阻止资本外流、保住外汇储备，前者与后者彼此杠上了。
“政府、中产阶层这两方都各有一正一反两种想法：中产阶层既想转移部分财富到境外，又舍不得在中国能取得的高收益率；政府既想实质上管制资本外流，又想维持外汇不管制的形象。”
因此，在这场各自的财富保卫战当中，双方的角力既对立、又相互依存。
一、中国外汇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对相关指令保密
路透社援引多名银行业人士表示，中国央行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告知银行业者，对其抑制资本外流的相关指令保密，并确保研究分析师不要对外发表关于人民币前景的负面观点。报道援引业内人士指出，当局的上述做法应是为了避免引起公众的警觉，阻止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跌。
去年以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一连串资本外流限制措施，包括限制部分城市或省份的外汇数量，并收紧交易金额的审批门槛。银行业内人士称，外管局对数十家银行做出口头指示，要求银行业者不要透露其在相关限制措施中所扮演的角色。
报道称，去年8月，外管局上海分局召集区域内至少20家主要外资和国内银行代表与外管局几个部门的区域负责人开会。一个出席这次会议的国际性银行的代表表示，外管局高层官员明确告诉他们，必须控制外汇赤字，但不能说外管局在控制资本外流。
多名银行人士抱怨，当银行超出外管局设定的一个月外汇交易上限时，银行必须拒绝受理业务，但又无法解释真正的原因。路透社获得的一家银行的内部通知要求员工，回答客户时勿使用"外管局管控"，或是"外管局不允许"或"严控购汇"等字眼。
去年11月底时，多位银行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外管局向至少两家银行发出口头指令，要求资本项下500万美元或以上资金的汇出报外管局审批，而原本的规定为5000万美元。
二、中产阶级在行动
很大一部分中国的中产阶级将移民列入家庭考虑。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向海外累计移民人数到2015年已首次达到1000万人，目前仍在持续增加。
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那又为何会做这个艰难的决定？
谁会平白无故地远离自己的故土，去投奔一个语言，习惯各方面都完全陌生的世界呢？
中国大型调查公司“胡润百富”在2016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人移民的理由，排在第一位的是“孩子的教育”，占到22%。“希望远离大气污染”是中国人移民的第二大理由，占到20%。“寻求食品安全这个选项所占比例达18%，高居第三位。再接下来便是对财富的不安全感。
最近几年，由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最近刚刚公布的去年3个季度增速都恰好是6.7%更是成为了调侃的对象。
汇率浮动不定，富人阶层担心身家会大幅缩水，加紧移民的脚步以避免财富贬值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
《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家庭对外投资的年度保密调查中发现，尽管中国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打算在未来两年增加离岸资产持有量，而主要目的也从增大获利转变成了对冲风险。
美国是海外投资的头号目的地，东南亚也越来越受到海外投资者的追捧。另外，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采取了多样化海外投资的形式，并不单单局限于房地产投资，更加有经验的中国投资者开始通过投资海外证券市场获取更多的回报。
中国越来越严格的资本管控制度没能打击中国民众对海外投资的强烈意愿。英国金融时报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当局不断的收紧政策，控制资本外流，但还是有56.8%的中国海外投资者表示会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内将更多的流动资本转移到国外。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中已经有82.4％的中国投资者将自己总资产中超过10％的财富投资于海外市场，中国投资者的热潮还会继续席卷全球。
三、中国政府的管制行为
外汇维稳方面，中国政府深知目前有三个急欲套现的“假想敌”：
01
是国内企业想将资产置于安全之地；
02
是国内中产、富豪急于将房产等红利套现保值；
03
是外资企业要套现抽走资金。
针对这三类套现者，央行已采取相应行动。
对于想借海外投资为名转移资金的企业，国家外汇管理局早就在11月28日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
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从新规颁布开始，一直到2017年9月，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且不属于中方核心业务的海外并购、以及国企在海外涉及10亿美元以上的房地产投资都将不被批准。
对于想将已有利润套现的个人，新规则规定：
从2017年1月1日起，个人购汇严禁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人寿保险和投资性保险等未开放资本项目。为此特意设置了若干条款限制，比如银行购汇要与实际用途相符，以学费名义申请的，必须提供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证明或生活费用证明，才可以购汇；此外，申请表还强调，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个人，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列入“关注名单”，当事人当年及以后两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
对于那些想将利润转移出境的外商，从11月底开始，跨国企业500万美元或以上的资金汇出，须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此外，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与外国附属公司账户之间的资金汇入汇出金额也面临更严格的限制。
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如今各公司只能将相当于他们中国资产30%的金额汇出国外。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之前指引下的100%。
个人海外投资难度加大
在海外投资热潮中，房地产行业无疑是最受中国投资者欢迎的热门投资产品。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报告》，作为美国外国人购房主力的中国人，2016年4月~2017年3月的购房总成交额达317亿美元（约合214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的273亿美元上升了16%，也超过前年的28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购房数量也超过4万套，在2016年回落后再次冲击历史最高点。
但现在中国富豪再来美国买房会难上加难，不但需要雄厚的资金，还需要能够把钱运出来的门路。
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蚂蚁搬家”、利用贸易公司转移资金、地下钱庄汇出资金三种换汇路径已经很大程度被封堵。同时，外汇市场出境难题能否大幅缓解也引起业界关注。
一位熟悉民间换汇操作方法的人士透露，目前他们能使用的换汇灰色路径，常见的不外乎三种。
1
是新型蚂蚁搬家模式
即民间机构先寻找众多境外人士，在某个反洗钱监管措施相对薄弱的国家商业银行集中开户，然后组织家人尽可能多换汇，再以境外电商购物付款等名义分散划入这些境外人士的各个账户，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分期转移资金，再通过资金归集业务汇总到境内个人指定的一个境外账户，这种做法往往呈现“高频率、小额度”的特点，不易被监管部门察觉。
2
是通过设立贸易公司向外转移资金
通常做法是先在香港设立一家窗口公司，先将商品卖给这个窗口公司，再由窗口公司卖给境外买家，由此窗口公司可以留存大量贸易资金，在境外换汇用于购房或金融投资。
3
是通过地下钱庄的操作模式
即境内将人民币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其境外账户会存入相应等值的外币。
“坦白说，目前这三种操作模式都渐行渐难，因为监管部门已经对这些换汇漏洞进行从严监管。”这位知情人士直言。
近期他的多位客户通过上述“蚂蚁搬家”模式向境外转移资金用于购房或金融投资时，就遇到外管局严厉监管，甚至部分客户家人被列入“黑名单”——取消两年的10万美元换汇额度。
至于地下钱庄模式，上述知情人士直言目前地下钱庄日子相当难过。多位了解地下钱庄运作现状的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很多地下钱庄都不会轻易“接单”。
另外，今年1月1日起，中国已正式实施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即共同申报准则），国家税务局可以调查境外账户追缴各类非法避税、资金违规转移境外等行为。
五、三方对峙的现在和未来
中产阶层有五怕：一怕房产价格下跌，财富缩水；二怕房子卖不掉，无法变现；三怕政府收房产税；四怕人民币贬值；五怕换汇难。所以想为自身财产寻求一块安全之地。
过去两年是企业和中产阶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高潮，已经成功转移资产的，成了财富保卫战的赢家，政府是输家；今年开始，中产、企业可能成为输家。
企业和中产的财富保卫战导致外汇储备下降，政府非常担心自己手头可机动支配的外汇储备低于警戒线，影响世界各国和中国国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外储充足率的评估方法来测算，中国外储的警戒线是2.8万亿美元。
真实情况是，前年底以前，除了央行外汇储备之外，所有商业银行一直有2千亿美元左右的外汇供日常周转；但去年开始央行把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改算自己名下，造成央行的外汇储备虚高，去年11月底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是3万亿出头，其中包括了2千亿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以央行其实只剩2.8万亿外汇储备，挨近警戒线。所以现在政府设置了种种换汇障碍。
个人与企业
对个人，去年是在中小银行的柜台上用各种借口阻扰换汇；2017年起则明文宣布，控制个人换汇，禁止对外投资、置产。对外企，限制利润汇出，阻挠撤资企业汇出资产；对本国企业，禁止以投资为名对外转移资产。
今后企业和中产还会继续钻各种空子，设法往外转钱，但风险和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则是发现一处漏洞就及时封堵。企业和中产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根本上取决于经济走向。
最近一轮为期三年多的严重经济衰退，关键成因是逆市场化的政府行为。在长达近十年的“国进民退”浪潮背景下，民营企业遭受重创，国企进一步垄断资源与资本，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以往三十多年的出口加工替代性战略已经式微。
海外投资家与国内企业家均无乐观预期，资本外逃趋势明显。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动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准方式“强制结汇”，这只是“围堵”而非“疏导”，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下滑、出口减少、失业增加、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外汇储备不稳的格局。
在这种背景趋势下，政府充其量只是短暂的赢家，而企业和个人都会遭受严重损失。从短期看，国企损失与震荡较小，但从中长期看，国企在国内的困境无法解脱，有可能被逼迫寻求国际市场的竞争机会。
中国经济维稳的关键是货币维稳。面对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的巨大压力，中国当局只能赢不能输。因此，所有想换汇转移资产的民企、外企、中产，全成了中国外汇维稳战役的假想敌，针对这些想将帝国红利套现转移的群体，当局采用不同的方法应对，设置了各自不同的限额标准。
从中期角度看，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经济学家Robin Xing表示，预计政策制定者将会继续允许人民币温和贬值，同时在资本流出加速时收紧管制，其中可能采取的方式可能有，收紧企业对外投资，加强对居民通过银联卡海外支付的限制，以及暗地收紧个人5万美元购汇额度。
瑞银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亦称，预计资本管制将进一步收紧，尤其是国内企业及金融机构海外借贷以及投资活动。
其他的方式包括，央行对远期交易征税更高的存款准备金，对企业购汇加强文件审查以及鼓励国企将外汇汇回国内结汇。目前来看，政府不太可能会减少个人5万美元换汇额度。明年个人换汇额度可能会有暂时性的收紧，例如减少总额度或者分批限制购汇。而从企业层面，对外投资以及自贸区将有可能进一步收紧。
据最新报道称，2017上半年中国的收支顺差达160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连续第六个月增加。但《金融时报》同时还称，美元疲软的估值效应使（中国经济的）数字看上去更好看，有迹象显示，从中期看来，投资者们还是比较悲观。尽管当局政策有所收紧，但只要投资者有办法绕开限制，他们还是迫切希望可以将资产转移出中国。而中国监管机构近期也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以防资本外逃。
如此看来，预计这场旷日持久的“财富保卫战”，还将继续。
08【结语】中国该如何保卫中产阶级
2016-12-15 郑永年、莫道明
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没有制度保障，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穷人。
【IPP简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拥有一支以郑永年教授为领军的研究团队，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IPP评论：前段时间一篇名为《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成了大热门，很多人读完感同身受。两位教授，我们想请教，中国应如何让中产阶级有安全感？
中产阶级是解决社会问题最主要的力量
莫道明：首先，在中国如何界定中产阶级可能还需要大家来讨论。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里面，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还从来没有正式出现过。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应该是解决社会问题最主要的力量。如何保护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的主要责任；扩大社会中产阶级与驶向全面小康社会这两者间应该是并行的关系。国家想方设法让社会的大多数人脱贫，其目的就是要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让社会底部的人变成极少数。
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储蓄，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富裕。那怎么保护他们的财产？第一，中产阶级除满足日常的小康生活所需外，一般还有富余的资本和财富，那这些财富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就显得很重要。资产的增值一定要大于通货膨胀的水平，或者货币贬值的水平，要保持财富购买力不变，才能使他们的财富保值。第二，保护中产阶级就业的稳定性。第三，保护中产阶级稳定的工作机会。这三方面如果做好了，也就保护了中产阶级。换言之，我们一方面要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另一方面要保护中产阶级的财富不缩水。
我们要看整个社会有多少供给可以让中产阶级进行投资。从资产增值来看，当前由于房地产的快速增长，财富就会导引到房地产领域，中产都去买房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推动力导致房价上涨。表面上看，中产的资产是升值了。除了买房产，还有很多人去炒股，去银行做理财，这两年还出现了P2P理财产品，还有中产阶级去购买保险产品。这几种形式最终比较下来，买房产确实是目前升值最快的，所以大家都去抢。
但如果将房产作为租金获取收益，回报率甚至不到3%，深圳的回报率最低，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也就是说，用租金来做房产的收益是极低的。所以房产增值就变性了。把房产作为一种投资品，这就有问题了。意味着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旦房产泡沫一来，中产的资产将全部缩水。而且这里尤其要注意“账面资产”的概念。就从房地产投资产品来说，它的账面资产收益是否意味着中产的资产得到保护？未必。账面资产就是说我这个房子买的时候1000万，现在市场上卖2000万，这叫账面资产。账面资产增值不等于升值，要预防泡沫的出现对它的威胁。
股票市场也不乐观。这几年去做股票投资的，大多数人是不是亏本了？我们的股票市场非常奇特，散户是主力。但其实股票投资是很专业的事，散户应该把财务股票交给专业人士，比如专门的基金公司进行投资，因为股票市场是需要专业知识和理性知识的。但现实中这个比例很少。所以中国现在的股市成了鸡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产阶级投入股市的资产也没有获得增值，绝大多数是减值。
P2P的情况更糟糕。这种理财产品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的是少有的。国家管理互联网金融市场，在没有经验的时候却大范围允许这种产品的存在，存在很大的风险。今年开始，有关部门才刚刚开始收缩管理要求，可以看得到，90%以上的P2P项目要死掉。P2P在短时间内洗劫了一批中产阶级或者让一大批中产阶级财富减值。上海有一家跑路的P2P公司涉案了200多亿人民币，甚至把一些银行都卷进去了。
金融机构的信托资本也是推高房价的主要推手之一。它用信托资本炒楼，在我们利息降得那么多的时候，都已经产生了百分之十几的利息，这对银行和信托金融机构来说，利润太高了。恰恰这部分资金的来源是在银行的表外，被称为表外资产，这种表外资产以追逐高利润为目的，所以这个也会对中产阶级的财富带来伤害。
此外，中产阶级需要保险产品消费，因为一个人解决温饱之后，需要对财富长久的稳定性，以及子女未来的可延续性等进行投资。目前中国的中产普遍把保险消费放到了国外。这里面有双重的意义：一是对国内保险公司的管理没有太多信心，对资产增值没有信心；二是对我们国家走向感到不确定。
第二，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就业体系。我看到有数据说2016年上半年中国下岗的人数大概在2000万—2500万之间，这个数据是用破产和公司撤退测算的人数，当然只是一个猜测数，不一定准确。但是不管怎样，一个事实是目前确实存在大量失业人员。为什么会失业？从实体经济来说，由于效益下滑，大量企业倒闭。尤其大家看到互联网创业公司大量倒闭，一些传统企业的规模紧缩，扩大再生产减少，这就导致企业员工面临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的风险。我们只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才能保护中产阶级，扩大规模才有可能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
第三，我们要保护中产阶级稳定的工作机会。这就需要国家制度的保障，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等。
简言之，怎么样让我们的中产阶层扩大？国家应增加中产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机会，比如说扩大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增加了企业和社会经济的活力，会促进企业的发展。
中产阶级规模小，社会就会不稳定
郑永年：首先应该问一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提出保护中产阶级这个话题？我们有一些人光强调怎么创造一个中产阶级，而不知道保护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当然，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现在还不知道会面临什么问题。
诚然，我们官方话语体系是要回避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因为它觉得中产阶级和西方话语离不开。其实任何社会都有中产阶级，大家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不同的。中国在胡温时代提出了“橄榄型社会”的概念，即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那就是中产阶级社会。我们官方话语体系中的建立小康社会，其实就是要建设这样的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确实有其政治性，但不见得只有政治属性，政治性只是它其中的一方面，在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强调“有恒产者就有恒心”，这就是中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
现在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面临危机，欧洲和北美的中产阶级都在减少。美国的中产阶级从以前的70%多，降到现在的52%。为什么西方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中产阶级？当然是因为经济形态变化了。尽管它们以前建立了很好的制度，但是经济形势一旦不好，中产阶级就要减少。尽管欧洲、美国的中产阶级跟中国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是不一样的，但大家都面临困难。
大家都能观察到，中产阶级大的社会就稳定，中产阶级保护得好的社会就稳定，政治就稳定。中产阶级小了，这个社会就不稳定。这是一个普适性的规律。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有恒产者就有恒心；没恒产就没恒心，大家心里不稳。
谈到中产阶级的形成，我们不去和欧美社会比，可以和东亚社会比一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五个经济体，都是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即从一个低收入的社会，跳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现在日本人均GDP40000美元左右；香港也是差不多40000美元；新加坡最高，大概55000美元。韩国因为国家大，又有广大农村地区，平均起来也有30000多美元；台湾是四小龙中最低的，现在大概是20000多美元。我们中国大陆五年以后要达到12000美元，但总体来说，离台湾还差得相当远。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还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
比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我们创造的中产阶级其实是很不成功的。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多大？我们的经济增长不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低，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但是我们中产阶级有多少？比较理性的估计为25%—30%，比起日本和四小龙的70%左右，我们差很多。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还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而这个社会奇迹比其经济奇迹更重要。我们一直强调，经济跟社会改革要协调发展，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社会不发展的话，经济就会出现瓶颈，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
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的产生过程不太一样，但道理都是一样的。第一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水平增加。第二就是莫道明刚刚特别强调的，社会要提供投资空间，要提供创造财富的机制。第三就是国家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度保障。什么叫制度保障呢？就是社会保障系统，比如医疗、教育、公共租房等等，这是中产阶级需要的制度保障。没有医疗保障，一场大病可能就会令人倾家荡产。
莫道明：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一场大病一定会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返贫。社会保险也是属于这样一种保护体制。所以，中产阶级的形成离不开这三个保障——政策供给、投资供给、制度保障。比如欧洲最早的中产阶级群体是商人和资本家，但为什么一战、二战以后，欧美的中产阶级突然变得庞大了？就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加入，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前的工人阶级也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西方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大同福利资本主义产生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为什么成长不起来——我们的工资水平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郑永年：我们刚才所说的社会保障，如医疗、教育、公共租房都是二次分配。一次分配本来老板占得多了，没做好，是对工人阶级的伤害；二次分配我们也没做好。
莫道明：一次分配的要素，第一就是利润，老板拿多了会导致工人工资的比例下滑；第二是企业承担的国家税费太重，政府从企业征收的税太重，这也导致一次分配不公。
郑永年：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一次分配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像台湾、香港是中小型企业发展，因为中小型企业有利于财富分配公平。在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是大头，大型的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一直是失衡的。这就是经济结构的问题。
莫道明：我们和新加坡对比一下。新加坡的小企业，如果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下是可以享受三年免税优惠的，可中国连个体户都要交定额税。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面算是比较高的。这不利于小企业的成长，不利于培育中国的中产阶级。
我们的二次分配决定了中产阶级没办法同步成长。也就是说，我们对经济的增长很重视，但是对中产阶级的保护重视不够。整个社会失业救助、医疗、教育、养老的储蓄这几方面的投入占我们财政支出的比例和结构是不合理的，不利于保护中产阶级。社会事业占我们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郑永年：我们刚才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那么小。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瓶颈，甚至是最大的瓶颈。我们一直说中国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从一个外需社会转化成为内需社会，也就是成为消费社会。在西方消费社会就是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是消费的主要力量。从经济学意义上内需社会是消费社会，从社会学意义上内需社会是中产阶级社会。中国的中产阶级工资增长慢，制度没有保障，财富又跟房地产绑在一起。所以房地产一旦出现问题，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也有可能。
莫道明：这种情况深圳已经开始出现了。去年深圳有一个老板拿了5个亿的资本金，通过信托借款13%的利率借到了20个亿，全部用于买房。今年深圳的房价虽然在上涨，但是房子有价无市，卖不出去。银行现在逼着他一个季度就要交一次息，我大概估计一下，按这样的利率，他投资的房产四五年就要翻一倍的价格才能保住本息。他如果没有及时把房子卖出去，那么他就可能负资产。
郑永年：现在的情况就是，买了房子变成房奴，小孩上学就变成孩奴，生一场大病，倾家荡产。因为没有制度基础，所以今天的中产阶级，非常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没有制度保障，风险非常大，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穷人。这也是中国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的原因。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经济很乏力。中国人的存款为什么那么高？因为大家不敢消费，不像西方人没钱也要消费。当然我们也不鼓励走西方那样的消费社会。
中产阶级规模小，消费型社会建立不起来，社会就会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普遍仇官和仇富。中产阶级也会组织社会抗议，但是不会打起架来。穷人一旦抗议就会打架。
社会的垄断导致中产阶级规模不够大
莫道明：现在甚至连医院都要请一大堆保安和警察进驻。如果把这笔费用也计算进来，那中国的维稳费用就非常惊人。如果我们把这笔钱用于搞社会建设，培育我们的中产阶级，效果会完全不同。
郑永年：中产阶级不大的社会，人人自危，身陷恐惧之中，这是很简单的社会现象。西方的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稳定运作就是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多党制政党，我不认同这个看法。政党不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政党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中产阶级的政党不会往极端走，因为中产阶级群体大，一个偏左一点，一个偏右一点，大家就不会往极端方向走了。
如果中产阶级小于50%的话，在高度分化社会进行民主化效果就不理想，比如泰国。农民选出来的首相，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承认。“红衫军”和“黄衫军”穿起衣服就抗议，就是因为中产阶级不够大。
莫道明：中产阶级规模不够大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社会的垄断和资本的集中化。中国有专门的《反垄断法》，但没有真正得到有效的实施。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中国对新经济的垄断方式没有任何准备，互联网时代这些巨无霸基本上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垄断，因为它是靠资本的控制和资本的力量来进行垄断。
从搜索引擎，到手机支付，再到滴滴打车和Uber的合并，都形成了更庞大的垄断。新的垄断导致资本更加集中化，对中小企业的成长不利，对中产的扩大不利。
IPP评论：我们谈中产阶级是否还有必要再界定一下中产阶级？
郑永年：我们可以根据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老师的界定，中国哪些社会群体可以算中产阶级？首先是企业家群体，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其次是企业管理层、大部分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学教授等，还有一些艺人，电影、文化人。
我们讨论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收入的概念。但欧洲的中产阶级不一样，即便是没落的贵族很穷了，他依然认为自己还是中产阶级，这其中包含了文化因素。
莫道明：我们建议从经济收入的概念来界定中产阶级，这样就不涉及对工种的歧视。做农产品收入比较高的农民，也可以归入中产的范畴。中国原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就不是中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你有中产，就要有低产和无产。如果我们变成中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那我们党的理论就要变，所以它在回避，但现实之中已经回避不了。
互联网经济严重破坏中产阶级壮大！
IPP评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中产阶级的壮大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过去，银行业能雇佣很多中产阶级，现在银行只需要雇很少量的人就可以确保正常经营了，因为信息化普及。马云的公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是富人，但他下面没有多少中产阶级，很多都是穷人，整天拉车送快递。
莫道明：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对中产阶级的破坏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郑永年：如果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这并不是马克思等人鼓动起来的，而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专制时代产生的，它就是要保护劳工阶层。英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这是一个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型，政府保护社会的责任就是这样产生的。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民主的结果，因为政府就是要永远保护穷人。保护劳工阶层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因为劳工阶层一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话，大家就会同归于尽。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保护制度都不是通过社会抗议产生的，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欧洲的方法就是走福利资本主义，从原始资本主义走向福利资本主义。中国现在没有福利制度，中国连最基本的社会保护都还没有做好。
IPP评论：就像郑永年老师经常谈到的，我们的执政党已经是一种内部多元化的党，不再仅仅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了，因为很多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了中产。
郑永年：我们执政党刚开始的时候代表无产阶级，代表穷人是对的，因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但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目标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永久化，而是要把无产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全面小康？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和民族富强，富强就不是穷了，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我们现在的理论落后实践很多年。
社会事业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IPP评论：两位老师刚才谈了我们中产阶级规模小的原因，以及在这方面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那么你们觉得当务之急是什么？是否可以做什么事情来打破目前的恶性循环？
莫道明：我们的社会事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整个社会事业包括了社会组织的培育，教育、医疗、慈善、社会救助体系等。比如，现在我们国家对贫困大学生有很多救助体系，大学生一般不会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但是对一些特殊疾病的治疗没有形成体系，如精神疾病的家庭承受了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这些患者对社会存在潜在危害，这个又有多少人去关心？
前几个月一个精神病患者杀死了广东省人民医院牙科主任。这件事的社会意义不低于雷洋事件。全国神经病人有多少得到正确的诊治？广东据说有几十万神经病人，真正得到救治的是6万—7万。
这些人飘荡在社会里面，对多少民众的人生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是非常糟糕的。谁去把这样一个重大社会事件作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的契机？只把这个事件快速抹掉是不能促进社会进步的。
我们的官员对社会建设做得太少，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追求GDP数据，而不是追求经济、社会、法律和政治建设的共同发展。
IPP评论：然而就我了解，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也非常忙碌，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感觉也有自己的苦衷，但是为什么老百姓却觉得他们不作为或乱作为呢？
郑永年：从理论上说，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管，但是政府又不能看到社会的每一种需求。在西方社会，很多事情都是社会自己承担，像社会救助，早期都是教会、社会组织去做的。在中国，政府承担那么庞大的任务，实际上它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社会建设，政府要强调社会建设，社会自己本身也要强调社会组织、社会建设。
莫道明：比如说儿童问题频发后，现在农村每一个基层干部都要人盯人，对口负责留守儿童，必须完成上级指标式的任务。村干部自己做得很累，但是群众觉得他们没做好。
为什么不能通过社会组织动员社会的力量处理留守儿童问题？政府要去协助把社会力量发育起来，由社会共同来承担，财政承担一部分，大量的工作要交给社会组织完成，而不是政府亲自去干这种事务。现在政府每一件事都要管，但是它没有发展、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而大量的这些工作应该由相关的社会组织来处理。
很简单一个概念，我们如果说不办学校，要让政府官员去给每一个孩子上课，上得了吗？你必须通过学校去完成这个事。社会事业也是一样的，你应该有大量的社会组织存在，做专业的事。政府要做的就是扶持这些学校的发展，而不是说对每一个孩子进行教育。
我非常同情一些政府官员，他们真的很忙。有时候外界很多人冤枉他们很闲，但其实日夜加班的政府官员不在少数，有很多政府部门晚上七八点钟都下不了班，他们的加班不比企业少。但为什么官员们这么忙碌却又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谅解？就是我们的社会建设没有到位。
保护中产阶级要向西方学习
IPP评论：在保护中产阶级方面，中国是否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
郑永年：西方的中产阶级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们确实有很多的经验。从一次分配而言，反垄断、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赋税调整、对中产阶级要减税等等，大企业跟中小型企业保持相对的平衡，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这就是一次性分配。
从二次分配来说，要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个社会制度做好，政府要给中产阶级创造财富投资空间。
IPP评论：最近几年，新《劳动法》备受争议，能否谈谈这个话题？
莫道明：新《劳动法》实施的初衷是好的，但一个良法的出台目的是要让社会绝大多数人去服从或者主动地执行这个法律。当一个法律出台以后，社会不守法的人更多了，那就同立法的初衷相违背。遗憾的是，新《劳动法》出台后，违法的比例是增加的，法律的尊严没有得到保护。为什么会这样？新《劳动法》对社保的比例范畴比较高，大约是工资的20%—30%，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是少有的。这就意味着企业成本的增加比例特别大，导致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接近工资的50%左右。假如你请一个员工需要支付一万块钱工资的话，它的人力资源成本大概为15000左右。这个成本对中小企业而言是惊人的。
企业缴纳的社保比例为什么会那么高呢？这就涉及中国的历史负担。我们以前大量的国有企业，通过下岗或者转移给社保支付，它并没有把社保储备金同时转移给社保基金。尤其是国有企业，以前工龄的那部分储备金是没有转移给社保基金的，而是自动在社保里面确认，那么这就产生了资金的缺口。尤其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大量人员下岗，要补回资金缺口，就必须要用新企业上缴的社保资金去补。这就意味着大量的资金缺口，需要由新的企业来承担。
比如说，我1989年开始参加工作，但我是到了90年代后期才交社保的，社保系统认定我是从1992年开始交起，那这几年的缺口怎么补？比我们年纪还要大的人怎么办？有一批国有国企的退休员工通过各种方式追求这个权利，政府最后也给他们解决了，但财政并没有将这笔费用转移支付到社保里面去。最后只能由新的企业来缴费填补这个窟窿。
IPP评论：中国的社保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郑永年：保护社会正是我们IPP成立的初衷。莫总提到的各种社会保障，如医疗、教育、公共租房等，应该马上重视起来，国家应提供各种制度保障。同时大企业要大量减少垄断。
莫道明：你看中国反垄断的诉讼，反垄断的裁决，这个部门是缺失的。罚的基本都是跨国企业。但在中国市场垄断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这也是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反垄断法完善了，对国有企业其实是有极大的帮助的。现在政府把政治任务赋予反垄断部门，左手反右手。只有当反垄断部门从专业主义出发，把市场主体平等对待，不管外企还是国企或者私企，任何企业都一视同仁，这时候公平的市场环境才可能构成。公平竞争是社会的基本理念，而这恰恰是我们没有的。
郑永年：反垄断尤其要引起重视，大型企业跟中小企业要平衡，尤其是在中国。我们一定要服务于中小型甚至微型企业。中国可以像很多国家一样，对中小型企业采取几年免税制度，鼓励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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